蔡小洪如何从红三代成长为卖国贼？潜伏十多年身份却因一份文件意外暴露
1944年秋，陕北延河岸边的窑洞里，一个17岁的青年把“伍毅鸿”三个字划掉，又用炭条写上“蔡诚”。他对身旁的通讯员低声说：“今天开始，我叫蔡诚。”语气平静，却带着决绝。名字改了，身份也从普通学员转为侦察兵，保命，更保机密。
他为何遮住祖姓？当时胡宗南部已逼近延安，敌我形势随时逆转。若落入敌手，家人的处境难料。改名，是最直接的自我切割，也是给遥远南洋父母的一道隐形屏障。
这对父母就是伍治之与蔡楚吟。1925年，他们在广州递交入党申请，一纸誓言把自己绑进风雨中国。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，两人抱着两岁多的孩子登上驶向暹罗的货轮，从此流亡海外。
1930年10月，曼谷码头盛夏的闷热与警笛声交织，秘密组织被特务盯上。伍治之被捕，判刑15年；蔡楚吟被驱逐，临走前只得隔栏遥望丈夫。民族大义压倒夫妻小爱，分别成为家常。
海外侨务战线那几年几乎靠这类“无名氏”支撑。情报靠口耳辗转，报纸要手抄翻译，孩子则托付乡亲。史料显示，仅东南亚就有数百名中共交通员殉职。伍治之熬过9年暗无天日的牢狱，获释后第一件事仍是返港继续地下工作。
战火中的蔡诚继承了这份韧劲。1947年4月，延安大撤离，他肩扛电台守在最后据点，炮声逼近，燃起马草制造浓烟，掩护中央安全转移。多年后他回忆那夜，说自己闻到焦糊味时只想着“绝不能让敌人摸清动向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投身司法建设，参与起草多部重要法律，官至司法部部长。
家学与战功似为下一代铺平大道。1960年代出生的蔡小洪名校毕业，1989年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，不到十年升至中联办秘书长，外界皆言“星光之子”。
回归前夕的香港，信息就是筹码。各方探子出没，饭局酒局里往往暗藏锋利钩子。对大多数人，那是交际；对行走江湖的情报员，却是撬开防线的斧子。
1993年冬夜，湾仔一间爵士酒吧里，蔡小洪不慎碰倒邻座酒杯。对方自称“刘警察”，豪爽买单。数次聚餐后，刘带来一位“做地产”的英籍华人。聊天、打高尔夫、喝威士忌，关系迅速升温。
某次竞标前夕，英籍商人顺口问地皮底价。蔡小洪翻了笔记，报出数字。对方送上一个鼓胀信封——50万港币。这点钱不算天文，但像撬棍，撬开了心门。从那以后，他把机密文件当筹码：地价评估、官员调任、以至领导人访港路线图。据案卷记载，十年间，外币回馈已逾数百万。
2003年6月，北京截获一份经英方加密却内容详尽的“7·1访港安保要点”。排查打印机序列号，指向中联办秘书长蔡小洪。7月中旬，他被约谈后登机北上，抵京即被隔离审查。
面对铁证，他供认泄密事实，并提出“只求安置家属”的请求。父亲蔡诚赶到，递交手写信，希望从轻。信中一句话刺骨：“家训两字，竟被他弃之一旦。”法院依非法向境外机构提供国家秘密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5年。
伍治之2000年病逝前，还叮嘱后辈“守诚守信”。两年后，蔡小洪在狱中整理行李，祖父留下的那枚刻着“守诚”二字的印章被收走入案，成了铁证。家族三代，不同抉择，犹如一条河流里交错的三股水，方向各异，终点皆由自己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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